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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如美国学者所言，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大量储备美元，为美元超发提供了天然屏障和推动力，使得美国可以通过增发货币尽享铸币税等种种好处。但这同样是有限度的。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和维杰?乔希警告说：“发行储备货币的权势所赋予的‘过分特权’削弱了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国际收支平衡约束，迟早会诱使该国过分透支。”
美国就面临着这样的局面。
过分透支使得美国负债持续增大。不仅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也一样。2010年12月18日，因成功预测花旗银行破产而声名鹊起华尔街女分析师惠特尼的华尔街女分析师惠特尼表示，由于无法偿还所欠下的数以万亿计的巨额债务，超过100座美国城市可能在2011年破产。惠特尼警告称，美国地方债务危机是美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很可能会将美国拖离经济复苏的轨道。
对于美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美国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作了简洁而形象的概括：“我们花太多钱在每一件东西上。我们透支太多。我们疯狂地贷款。现在信用卡刷爆了。我们现在需要从洞底下爬上去，而这个洞我们挖了10年有余。我们必须慢慢爬出去，但这很艰难。”经济衰退令美国地方税收锐减，社会保障等支出却急升，资不抵债的风险飙升，早已债台高筑的州郡更雪上加霜，情况恰如欧洲重债小国，故外界称为“美版欧债危机”。
如果地方政府因欠债而申请破产，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美国现在的负债实在是太大了，而这种负债绝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那部分，还有很多我们没有看到的，即隐性债务。
美国的投资家、著名节目的主持人查尔斯?格伊特专门算了一笔账：
国家债务可不仅仅是12万亿美元那么简单！实际债务要多得多。如果你一辈子都在买社会保险，并且你相信你所获得的关于未来收益的承诺就代表政府的债务；如果你认为政府应当承担退伍军人的医疗保险；如果你选择的银行一直都在给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费，而你期望万一银行倒闭，政府能作出赔偿，那这也是政府的一项债务；如果你一直在为医疗保险向政府埋单，期望若有需要就能使用；如果你认为政府像是过节般地到处抛撒的五彩纸屑那样的“担保”是机构和个人都可以依靠的真正的许诺——那么，你一定会同意，政府的债务比账面上的12万亿美元多得多！
……美国的隐性债务高达59万亿美元！这对一个美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一个人就得承担19.3442万美元，一个四口之家要承担77.377万美元。那是规模相当大的一笔负债了，特别是在美国一个中等收入家庭的所得只有区区5万美元的情况下。
这一结果与威廉?贝克的测算接近。他指出，如果采用通用会计准则，2007年年末的美国政府负债为60万亿美元，几乎为5年前35万亿美元的两倍。60万亿美元是年度联邦税收的24倍（均包括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
但是，这并非全部！
还有更多！
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理查德?费希尔在2008年5月的一次演讲，震惊了金融界的预警部门。他把联邦债务的增长形容为“伴随着电闪雷鸣的风暴”，一旦未引起注意，将“对经济繁荣的局面造成比次贷危机更大的破坏”，“那简直就是一场大灾难”——把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加起来，二者的短期负债高达99.2万亿美元！
费希尔使用的“无穷上限”模型已经预见到了这一天，即为了填补这些项目中的亏空，我们必须拿出99.2万亿美元；用来填补这些亏空的包括现有的工资税、各种税费、一些本应被减免的税款，而且，远不止这些。按照费希尔的计算，为此，每一个美国人要承担33万美元，每个四口之家则要承担130万美元！如果不能解决隐性债务的问题，意味着美元将不断贬值，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
美国的危机
次贷危机使得美国民众尤其中产阶层的财富缩水、负债增大——这种结果对于美国这样的消费占据经济发展原动力主体的国家而言，隐患是非常大的。当然，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出口对外依存度高的国家来说，隐患同样很大。
美国学者爱德华?N.沃尔夫指出：“21世纪初的债务积累进入了日常消费，而没有扩大消费。根据我们的估计，尽管财富平均值（以2007年美元价格计算）在2007~2009年间下降了17.3%，达到443600美元，财富中位值则令人吃惊地骤降了36.1%，为65400美元（接近1992年水平）。现在我们终于能够了解，中产阶级增加的债务是如何使他们在收入冲击面前弱不禁风，并为2008~2009年的次贷危机埋下了伏笔，最终导致了金融崩溃。这两年房价的快速下降（约24%）使得许多中产阶级家庭（据我估计有16.6%的住宅所有者）‘潦倒不堪’（他们的房产价值低于抵押债务），并且他们还在失业中饱受损失，无法（或不愿）偿还他们的抵押贷款。房价下跌时，增长的债务与负的房屋净值的弱点，造就了一个脆弱的中产阶级——被抵押贷款灾难和利空的金融消息推到了悬崖的边缘。由于房地产和股市的崩溃，2009年净资产中位值，依据我的估计，已经跌回到了其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
由于美国股市现在已经重新站到了万点以上，与其历史高点正在接近。美国中产阶层的财富损失已经没有爱德华?N.沃尔夫所言的那么严重。但我们仍然必须正视一点：假如美国的中产阶层消费能力下降，中国据此量身定做的产能，将面临更严重的过剩。
美国学者大卫?科茨给出了另外一个数据：美国金融行业贷出了上万亿化为乌有的不良资产，行业本身还借有外债，用于维持高利润的投机活动。在1980~2008年期间，其债务增加了6倍之多。
更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在美国背负着沉重压力的同时，有关美国衰退的观点甚嚣尘上，这种预期对美国的举债显然是不利的。
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兴衰》中详细地记录了美国这个世界强国的衰落过程，并把美国的经济健康指标，如工业化程度、实际GDP增长率等，与欧洲、俄罗斯、日本作了比较。他发现，在过去的50年里，由于全球金融、贸易组织方式的根本性的、结构性的变化，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变化。
肯尼迪不是唯一认为美国势力出现结构性衰退的学者。其他从历史角度分析全球政治经济的批判思想家，如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1998）、艾曼纽?托德（《美国秩序的崩溃》，2002）、乔万尼?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2007）、尼尔?弗格森（《货币崛起》，2008）、彼得?高恩（《心脏地带的危机》，2009）、法里德?扎卡里亚（《后美国世界》，2008）等都认为在美国势力衰落的同时，地区力量开始崛起。在他们看来，美国的衰落反映了在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过程中全球经济经历了结构性改变。
不管美国是否真的走向了衰退，只要这种预期存在，就可能引爆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债务，美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还能前行吗？它的选择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