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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的左念微回了1趟娘家，但却不是为了其他，而是来关注纱厂的建设情况。
张善若很漂亮，知书达礼，性情温和，对于新事物也不排除，短短的几天相处中，左念微心中的担忧也彻底消除了。
而来到南通拜访了各路亲戚之后，左念微就迫不及待的找到了张謇，向他咨询江南纱厂的情况。
不过好在张善若并没有对他这些动作抱怨什么。
至少，左念微没有看出来，但左念微也不会就这么把张善若留在家里，这样对她并不好，对自己也不好。
没有好家庭，不会有好的事业，2者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左念微准备在上海开1座女校，让张善若去学习学习，也好创造1些共同语言。
而左念微的工作重心依然是在工商业上，如今南洋靠洋务1年的纯收入大约是200万圆，即33万英镑，完全比不上两位财神爷胡雪岩和张振勋。
左念微本身也并未对洋务的“求富”抱有什么希望，所谓的官督商办，实际上只不过是以官侵商、以官压商的1种手段，商人和工厂主无法获得独立自主，就更遑论发展进步了，这与国家资本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官督商办，实际上还是两千多年前周代的那套逻辑，即“工商食官”，民间商业遵循的是官场规则，而不是市场规则，因此商人追求的是垄断和地区隔离带来的收益，而不是物质生产本身的收益。
因此，这次左念微来这里，除了视察纱厂的建设工作，也有意继续推进监管制度的改革。
自由主义在后发的被殖民国家是行不通的，如果想要成功，就必须有国家力量的强力干涉，但这个干涉的度该保持在什么地方，还有待继续观察。
与日本的战斗中，最关键的其实就是3条，军事、经济和外交。
而其中，对于南洋来说，经济又是最为关键的。
南洋不是日本，我们不能发行债券，我们能依靠的只有地方财政、自己挣钱和借钱。
地方财政最多只够海军平常的训练和开销，装备的维护和更新都要靠南洋自己。
但有明确目标的战争，往往不是1条单行道，我们除了让自己加速，还可以猛踹瘸子的那条好腿，让对手慢下来。
日本的经济支柱就是他们的纺织业，同样，这也是南洋的优势项目。
历史上，日本的纺织品大量使用中国原材料，在1886年后，这个数字将达到50%。
也就是说，日本近1半的原材料来自于清朝，并且大量返销至清朝。
这对于我国，尤其是江南地区的纺织业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不亚于苏伊士运河开通后，英国人带来的冲击。
南洋与东南亚的华商关系密切，如张、黄、林等诸位南洋大华商都在福广两地拥有1定数量的企业，主要行业为纺织和制糖。
他们这些企业在名义上都属于南洋的1部分，所产生的利益都会上交1部分给南洋，算是另类的保护费。
但这些企业的数量还是非常少的，往往都要南洋出面，由南洋银行领头投资，然后分股。
这些企业的经营过程中还要给大量地方官吏贿赂和当地手工业者的攻击，同时承受着3座大山的压迫。
不过，随着台湾建省，左念微又想到了1条生财之道。
由于闽台等地要防备日本，所以左宗棠上书请求截留1部分地方税收以练兵，朝廷在原则上是同意的。
同时，由于台湾刚刚建省，岛内建设不全，所以免除了当地3年的税款。
在这种情况下，左念微就在台湾扶持了1些企业，主要进行制糖、烟草、葡萄酒和纺织，引入了大量的南洋资本。
至于销路，那也不是什么问题，对于现在孱弱的工业来说，东南亚和国内的市场足够解决问题。
随着这些经济建设的开始，为了沟通闽台，大清第1家现代邮轮公司也成立。
光绪十2年（1886年）4月，台湾巡抚刘铭传组织了3艘300吨的货轮，往返闽台两地，传递公文信件。
随后，在左宗棠的主导下，上海海关第1次尝试与上海工部书信馆合并，成立上海邮政馆，同时任命薛福成兼管，原海关文案李圭、徐兴主持具体事务，开通了“上海—苏州—江宁”、“上海—天津”、“上海—厦门”、“厦门—广州”和“上海—香港”，这5条线路，同时还令电报局，轮船招商局和南洋航运公司1起承办。
而在北方，李鸿章也任命盛宣怀主管天津邮政馆，开通了“天津—上海”、“天津—济南”、“天津—西安”、“天津—盛京”、“上海—武汉”和“天津—京师”这6条海6线路。
李圭本热曾在光绪2年至美国参加费城赛会，在费城见识了美国的邮政系统，并与南洋组织的留美学生徐兴1起潜心考察，指出邮政“裕国便民”。
为了办洋务，朝廷曾经派遣了1批留**童，但后来随着时间推移，各地督抚大员也渐渐招揽1些留洋学生来帮助办理洋务和海关等内容。
于是，在左念微的推动下，光绪5年（1879年），1批船政学堂的学生赴美留学，随后李鸿章等人也及时跟进，将同文馆、天津学堂等新式学堂中的少量优秀学生派出去学习。
徐兴就是这些人中的1个，在结识李圭后，两人就1同考察了美国的邮政系统，并且在光绪十年（1884年）翻译《香港邮政指南》，准备以香港的邮政为师，建立新式邮政。
但朝廷的反应很冷淡，直到最近开始大办海防、重整武备，朝中财政捉襟见肘，这才想起邮政“裕国便民”的好事，想要建立中央邮政局，试图以此来增加收入，维持海防建设。
但这件事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乐观，赫德又跳出来了。
第2次鸦片战争后，在清廷与各国签订的《天津条约》及《北京条约》中，均有清廷需为缔约国代递信件的条款。
此举不仅使清廷逐渐接触现代国家义务观念，亦促使其开始在体制内增设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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